鲁迅先生在《论睁了眼看》一文中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，“因为不敢正视人生，只好瞒和骗，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”。反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，确如所言。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莫过于大量“才子佳人”几经磨难、终得团圆的模式化叙事了，戏曲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莫不如是。相比之下，明代冯梦龙的小说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（以下简称《杜十娘》）是一个独特的存在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若说《杜十娘》与别不同之处仅在于突破了“大团圆”的喜剧结构模式，是一出“彻头彻尾之悲剧”（王国维《<红楼梦>评论》），那么它的意义在今天看来虽然是一目了然的，却未必更有深意。然而，冯梦龙的高明却不仅如此，《杜十娘》不仅写出了一个悲剧，通过细读，我们发现，它更是含蓄地揭示了悲剧的成因，而这成因绝不止于对负心汉李甲、对所谓的封建社会中的阶级压迫的揭露和批判，最令我们感到震撼的，莫过于杜十娘在这场悲剧之中自身所必须承担的“责任”，正是这一点显示出人物性格的复杂和丰富，也合情合理地解释了悲剧的必然性。

归纳起来，造成杜十娘最终绝望而自沉的悲剧根源或原因，主要在于“情真”与“心明”，二者共同作用，才使杜十娘“终归沉沦”。

杜十娘沦落风尘七年，“不知历过了多少公子王孙”，而独倾心李甲，有托身之意、从良之志。当李甲像其他王孙公子一样资财耗尽时，杜十娘“见他手头愈短，心头愈热”，甚至不顾鸨母冷嘲热讽、权衡利弊，执意不肯离弃。当鸨母提出只要在十日内拿出三百两便可为十娘赎身时，杜十娘欣喜异常，当夜即劝李甲筹款赎身，长相厮守。李甲外出奔走，“分毫无获”，杜十娘拿出体己钱一百五十两，鼓励李甲勉力为之。当看到鸨母“似有悔意”时，杜十娘说道：“倘若妈妈失信不许，郎君持银去，儿即刻自尽。”语气之刚、去意之坚，无以复加。凡此种种，皆可见杜十娘情迷李甲之深、用情之真。

仅此当然足以解释杜十娘在遭弃之后自绝生路的必然性——情感与精神的寄托无以为继，非死不足以解脱，但当我们反观作品时，却发现了造成杜十娘悲剧的另一几乎同等重要的原因，或曰杜十娘性格的另一面——“心明”。

如前所述，杜十娘经历七年的风尘生涯，所见的情场浪子不在少数，他们与她们的关系不过是逢场作戏或一时迷恋，纵使“破家荡产”，也不过一时贪欢之举，绝无厮守之意。杜十娘作为风月场中的翘楚，对此自当司空见惯，而正是所处的环境使她即使心迷李甲，也难免出于本能地有所顾忌，并不对李甲赤诚以待。何以见得？只从小说中多处写到杜十娘在李甲手头拮据时每能轻易化解，却不使李甲清楚自己的财产情况便可看出。除了赎身所用的一百五十两之外，杜十娘又以“于姊妹中借得白银二十两”、“众姊妹合赠”五十两为由，一再地帮助李甲脱离困境，却始终不露声色，“不言箱中更有何物”。正因如此，才有了后来的“怒沉百宝箱”，李甲根本不知十娘资财丰厚。这一点正是杜十娘久经情场所形成的性格特征，但从客观上看，杜十娘的悲剧与此难脱干系。

我们知道，李甲之所以抛弃杜十娘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资财耗尽，无颜面对父亲，并非真愿以杜十娘换取千金之资。正是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，加上孙富出于小人之心而故作道德之言，才使本无主意的李甲心生抛弃之念。试想，设若李甲早知杜十娘箱中有百宝，还会为小人所惑吗？李甲几经奔走才凑足赎金，抱得美人归，若非无奈，岂肯相弃？当然，我并非为李甲的负心作辩护，起码他显然是用情不深、用心不坚，才会轻易辜负十娘恩情。十娘的心存顾忌，不肯对李甲坦诚相待，更是身处的环境所使然，无可非议。但不论如何，杜十娘的“心明”却是客观上导致悲剧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于是，在“情真”而遭弃、“心明”反自误（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确实如此）的双重作用下，杜十娘的悲剧就是势所必然的了！

正如王国维先生在《<红楼梦>评论》中引用叔本华关于悲剧的三种类型时所说的，“第三种之悲剧，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；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，但由普通之人物、普通之境遇，逼之不得不如是；……此种悲剧，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。”《杜十娘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取得了非同一般的成就，而这集中体现在杜十娘这个人物形象的“情真”“心明”上。

 （责任编辑：吴晓祈）